第二百章 趁乱尿遁
在曲阜的儒生,大部分还是过着清心寡欲,自我修为的朝圣生活,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现实的官二代,官三代这里隐居,还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这里避世的……。所以自洪武起、经历了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天顺、景泰直到现在的成化,明朝的文人已经没有了进取的精神。只能修身养性了,因为从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达与探索的精神,整一个社会风气也变得十分低迷,而这些全都是拜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所赐。
到了成化年,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、湛若水、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,到了正德、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、教书育人了。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,明朝中后期,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,让人目不暇接。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。甚至为了防范这种“离经叛道”情况的出现,八股文,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。
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,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,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。
文字狱自古有之,可以说是屡见不鲜,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: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,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。
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,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。
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,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。而不是清朝时期的“反清复明”,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。
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、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、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,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,它们都可以称之为“一代之文学”,无论汉赋唐诗、还是宋词元曲,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,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、大文豪,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。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,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。
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,寥寥无几,因此,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,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,更别说诗词了。
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,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。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“光天之下,天生圣人,为世作则”的词句,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,结果被斩首。比如翰林学士高启,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,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。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,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“龙盘虎踞”的字样的诗,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。又比如钱宰,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,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。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,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,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。到了洪武后期,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。而他也不负众望,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。
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,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“作则垂宪”被诛、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“垂子孙而作则”被诛、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“仪则天下”被诛等等……。
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,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。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。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,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。
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,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,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,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,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,可有明一代,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,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、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、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。
“噤若寒蝉”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,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,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。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,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,无所作为。
所以也别怪“三杨”时期,只知道歌舞升平,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,泥朔六尚书了,整个文坛一团死气,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,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。
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,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。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,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、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。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,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,在螺蛳壳里做道场,文辞拘谨、一板一眼,再也没有了唐宋文人的灵气。
明朝的文字狱,党争对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压制。明初刚刚统一时,国势强盛、政治清明,像高启等人的诗歌还多有盛世气象,在朱元璋掀起对名将勋臣的连番大狱后,又屡屡借口文人诗文犯禁,族杀了不少文臣,从此诗坛就日益死气沉沉了。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,可是得位不正,文人们担心诗文犯忌,也不敢放肆著作,在嘉靖时期,道教兴盛,皇帝痴迷写青词,到了仁宣之后,明朝国势江河日下,诗坛就更加萎靡不振了。
章子俊起先认为只要有了功名,就不受人欺负,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,拼命读书,拼命考取功名,想方设法作弊,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,就像步入到了一个公司的可选人材库中,等待选派。当进入到上层领导的位置后,才发觉事情没有想像中的逍遥自在,提防的地方实在太多,动不动就会小命不保,而且还会影响到家人后代,内心惶惶然不可终日之下造枪,寻找一点自我安慰,如果皇帝真要杀你,造几支火药枪有用吗?除非能造机关枪,还要有无限的弹药,最好造架能装下全家人的大飞机,可是这个世界又能去哪里?占山为王?移居海外不毛之地?占一个小岛?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。
章子俊说的够多了,如果再说下去对自己不一定好,还是勉励为主,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《诫子书》做总结说道:“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,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,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,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!”
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,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,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。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,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。学习必须静心专一,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。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,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。纵欲放荡、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,冒险草率、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。年华随时光而飞驰,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。最终枯败零落,大多不接触世事、不为社会所用,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,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?
嗯,嗯,那个,那个知县大人啊,容在下更衣,又对着孔闻讷施一礼,章子俊在此时说“更衣”就是尿急,要上厕所的意思,这个时候再不开溜,接下去就无法脱身了。因为章子俊很怕自己会闯祸,在圣人之地祸从口出,殃及家人。
章子俊走出孔庙府学后,真有点逃出山门野和尚的感觉,如果再跟这帮人撕扯下去,就回不了庐州了。因为庐州家中有三位夫人为自己生孩子,也不知道怎样了,实在很不放心,想到这里归心似箭了。就让陈献章去跟这些人扳扯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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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成化年,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、湛若水、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,到了正德、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、教书育人了。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,明朝中后期,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,让人目不暇接。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。甚至为了防范这种“离经叛道”情况的出现,八股文,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。
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,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,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。
文字狱自古有之,可以说是屡见不鲜,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: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,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。
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,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。
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,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。而不是清朝时期的“反清复明”,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。
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、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、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,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,它们都可以称之为“一代之文学”,无论汉赋唐诗、还是宋词元曲,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,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、大文豪,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。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,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。
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,寥寥无几,因此,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,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,更别说诗词了。
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,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。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“光天之下,天生圣人,为世作则”的词句,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,结果被斩首。比如翰林学士高启,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,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。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,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“龙盘虎踞”的字样的诗,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。又比如钱宰,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,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。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,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,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。到了洪武后期,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。而他也不负众望,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。
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,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“作则垂宪”被诛、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“垂子孙而作则”被诛、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“仪则天下”被诛等等……。
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,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。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。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,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。
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,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,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,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,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,可有明一代,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,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、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、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。
“噤若寒蝉”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,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,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。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,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,无所作为。
所以也别怪“三杨”时期,只知道歌舞升平,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,泥朔六尚书了,整个文坛一团死气,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,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。
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,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。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,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、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。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,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,在螺蛳壳里做道场,文辞拘谨、一板一眼,再也没有了唐宋文人的灵气。
明朝的文字狱,党争对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压制。明初刚刚统一时,国势强盛、政治清明,像高启等人的诗歌还多有盛世气象,在朱元璋掀起对名将勋臣的连番大狱后,又屡屡借口文人诗文犯禁,族杀了不少文臣,从此诗坛就日益死气沉沉了。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,可是得位不正,文人们担心诗文犯忌,也不敢放肆著作,在嘉靖时期,道教兴盛,皇帝痴迷写青词,到了仁宣之后,明朝国势江河日下,诗坛就更加萎靡不振了。
章子俊起先认为只要有了功名,就不受人欺负,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,拼命读书,拼命考取功名,想方设法作弊,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,就像步入到了一个公司的可选人材库中,等待选派。当进入到上层领导的位置后,才发觉事情没有想像中的逍遥自在,提防的地方实在太多,动不动就会小命不保,而且还会影响到家人后代,内心惶惶然不可终日之下造枪,寻找一点自我安慰,如果皇帝真要杀你,造几支火药枪有用吗?除非能造机关枪,还要有无限的弹药,最好造架能装下全家人的大飞机,可是这个世界又能去哪里?占山为王?移居海外不毛之地?占一个小岛?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。
章子俊说的够多了,如果再说下去对自己不一定好,还是勉励为主,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《诫子书》做总结说道:“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,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,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,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!”
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,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,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。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,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。学习必须静心专一,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。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,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。纵欲放荡、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,冒险草率、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。年华随时光而飞驰,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。最终枯败零落,大多不接触世事、不为社会所用,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,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?
嗯,嗯,那个,那个知县大人啊,容在下更衣,又对着孔闻讷施一礼,章子俊在此时说“更衣”就是尿急,要上厕所的意思,这个时候再不开溜,接下去就无法脱身了。因为章子俊很怕自己会闯祸,在圣人之地祸从口出,殃及家人。
章子俊走出孔庙府学后,真有点逃出山门野和尚的感觉,如果再跟这帮人撕扯下去,就回不了庐州了。因为庐州家中有三位夫人为自己生孩子,也不知道怎样了,实在很不放心,想到这里归心似箭了。就让陈献章去跟这些人扳扯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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