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五十二章 《大明时报》(一)
《大明时报》的作坊坐落在京城正阳门外正西坊袁洁的一处别苑内,章顺的到来后,正式挂牌为《大明时报》报社,这处别苑占地很大,三进三出,有门首厢房,进入后就是大院正厅,两边是阆苑,正厅后面是四合院的布局,进入后院后面是一处花园,最后面就是高墙了,外面是棉花坊、鸡乐坊等。
《大明时报》编辑部设在门首厢房内,共有十一间房,分成了采访采编部、编辑校对组稿部、采编审阅部、总编室、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。这些都是按照一个报社正规搭建而成,可不是袁洁他们自己设想中的,到处找文章,汇集成几篇八股文那种小册子。
正厅变成了印刷车间,两边的阆苑成了仓库,内院是章顺的居住地,还有三位科技学堂刚毕业的学生及三位印刷排版技术人员居所。
三位学生虽然年轻,朱志浩才十九岁,从五岁起就读书认字,直到在平安镇科技学堂毕业,成绩都是优等,而黄锵年龄最大,已三十二岁,老家在太原,早早娶妻成家,成化十七年考进秀才,迫于生计,听友人说平安镇对读书人有优待,月银也高,就全家迁来寻找门路,结果高薪酬的是在科技学堂毕业的才有,根本不认朝廷的功名,无奈之下就又报考科技学堂,又上了七年的学堂。果然这一次来到京城,三公子章顺给出了月银八两,还有报社的盈利抽成,当然如果报社没有赚钱,也就没有抽成。可是黄锵在这七年的上学中,所学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,学问已经不能跟七年前相比,那是两个不同的学问,知识面的扩大,人的心气神也就不一样了,在各种事物的认知上提升到了另一个维度,这就是当前平安镇科技学堂的学生跟别的地方读书人区别,这种区别很大,大到产生了用词的方式,连书写规格也不同,特别是大量应用了各种标点符号来作为文章的断句等,颠覆了以往传统的文本方式,古人没有标点符号,只因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,叫作“句读”。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,红笔断句,学生水平提高以后,不需句读,就能够通读文章。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“语绝为句,语顿为读。”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“句”,用圈来标记;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“读”,用点来标记。古人常用“可圈可点”一词,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。
另一位是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赵墨,被章顺选中是因为跟章顺同龄,都是二十八岁,也以成家,写的一手好文章,在八股文上不输当今那些会试中的举子,加上又精通算学、天文、地理,在上学时还是科技学堂内部报刊的学生主编。所以这一次赵墨担任编辑校对组稿部主任,黄锵担任采编审阅部主任,而朱志浩就是采访采编部主任,章顺自然就是主编加后勤了。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有三位技术工内的魏老主持。
袁洁是《大明时报》的后台,少詹事刘壁及庶吉士邹智,礼部主事曹保就是股东,这样也就规避亲自出马的麻烦,为官是不能经商的,因为这一次跟以前的《大明时报》在经营上有所不同,最大的区别是要盈利,盈利也就代表了是买卖,就是经商。
以前的《大明时报》不死不活,虽然出版了二十多期,却是七年来的积累,朝中官员都把这样的出版物当成是袁洁个人喜好,写几篇文章,自费出几本书看看,更多人认为袁洁的做法有点疯狂,因为在古代个人出书无非是立言。儒家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,立言最重要。第一,前两个不容易做到;第二,就算前两个做到,最终也要体现在立言上,才能代代相传,影响深远,虽死犹生。
其次是总结个人成果。无论成功与否,把个人文章汇总起来,算是对自己读书生涯的一个总结。再有做指导书。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,挑选合适的书籍,用以指导初学者学习。如《文心雕龙》《古文观止》等。指导如何参加科考的书,也属于这类。可是在古人看来《大明时报》不光这些,用个人的钱财,刊登其它人的文章,这就显的不伦不类,让人摸不着头脑,这是为它人做嫁衣吗?
章顺要求每隔七天出一期时报,一个月出四期,采用活字排版方式,就突显出了极大的优势,把以前的刻板工匠改为专做活字即可,又把手工印刷印板工匠改为机器操作,余下的整理装订都是现成的。因为《大明时报》虽然属于报纸一类,其实就是一本八页的宽二十,高三十的厘米的杂志,只不过页数少了点,页面大了一点,报纸的大小取决于造纸时的规格,宽二十,高三十的厘米的纸正好是造纸时,纸浆剥离的宽度及烘干后机器切割的长度。
弘治八年三月新的《大明时报》正式发行了,从这一刻起,大明将进入到一个学术全新交流时期,《大明时报》不光在学术上,还有在民生、军事、边事、民困、时政、文学等方面全面报道,有趣的是,在首页上,四个《大明时报》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声明:“本时报所登载内容及文章,只代表作者个人思想及立场,和《大明时报》无关,欢迎作者以佚名发表文章。”
此时的明朝人都不知道报纸为何物,还当是像朝廷邸报一样的东西属于民间邸报、小抄之类的小报。
这种小报在前朝北宋时期就兴起,属民间发行,熟悉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,宋朝在军事上实力孱弱,但经济上却在历代王朝中首屈一指。老百姓手里有钱后,各种休闲娱乐文化频繁出现。如宋朝的夜市、瓦舍等场所的出现,就是为了满足宋朝百姓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。而小报的诞生也是如此。社会底层人民迫切需要了解最新的知识,而商人也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利益,二者不谋而合,“小报”便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。
不过当时的这种小报,只是刺探朝廷的各种“内部”文件,特别是在科举方面的动向,没有在学术上,民生上深入报道。
当时的宋朝在文化上受教育群体增多,“士”阶层空前壮大。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,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。而宋朝百姓在解决了衣食问题后,自然便开始渴望接受教育。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和发展,宋朝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打算通过读书而入仕,而这部分知识分子,正是“小报”的主要受众。如《宋会要辑稿》就曾记载:
“徽宗宣和元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:窃见迩来凡朝廷进用人材、除授差遣之类,曾未拟议而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,撰造无根之言,欲望明诏有司,严为禁止。”
由此可见,士大夫对于小报上的内容,很是青睐。
在小报诞生之前,宋朝只有“邸报”,而要能将“邸报”上的内容悄悄记载于小报之上,除了官府内部人员,恐怕没人能办到。所以小报最初的编辑人员,通常都是各州郡的进奏官或中央与省级行政机构的官吏。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,那就是为了钱。对于这种胡乱泄密的官员,宋朝皇帝也头疼不已,如宋仁宗于天圣九年就曾发布过一道御旨:
“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,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,妄传除改,至感中外。自今听人告捉勘罪决停,告者量与酬赏。”
在小报诞生之初,内容确实是由官府内部的下层小吏撰写,但由于朝廷内部的查抄,再加上风险颇大,所以很多内部人士便隐居幕后,或退出这一行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出现了专门的传发者。这种人以打探小道消息,撰写文章为生,“坐获不赀之利”。小报呈现“产业化”和“专业化”。
小报选择刊登邸报上不刊登,但民众却十分感兴趣的内容。邸报刊登最多的,通常是皇帝的饮食起居、重要讲话、官吏的选拔任免、大臣的奏章等,而涉及到灾情、军情、朝廷机密,以及大臣未公开的奏章等,统统不予刊登。但这些东西普通民众和底层官吏却十分感兴趣,这就给了小报机会。
在宋朝时,这些小报就知道杜撰一些虚假的民间故事,供民众娱乐消遣,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,让民众深信不疑。
这种小报因为无人监管,到最后成了虚假新闻的发源地,由于小报审查机制的缺失,导致假新闻频发,对宋朝的有效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。最后遭到朝廷的封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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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明时报》编辑部设在门首厢房内,共有十一间房,分成了采访采编部、编辑校对组稿部、采编审阅部、总编室、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。这些都是按照一个报社正规搭建而成,可不是袁洁他们自己设想中的,到处找文章,汇集成几篇八股文那种小册子。
正厅变成了印刷车间,两边的阆苑成了仓库,内院是章顺的居住地,还有三位科技学堂刚毕业的学生及三位印刷排版技术人员居所。
三位学生虽然年轻,朱志浩才十九岁,从五岁起就读书认字,直到在平安镇科技学堂毕业,成绩都是优等,而黄锵年龄最大,已三十二岁,老家在太原,早早娶妻成家,成化十七年考进秀才,迫于生计,听友人说平安镇对读书人有优待,月银也高,就全家迁来寻找门路,结果高薪酬的是在科技学堂毕业的才有,根本不认朝廷的功名,无奈之下就又报考科技学堂,又上了七年的学堂。果然这一次来到京城,三公子章顺给出了月银八两,还有报社的盈利抽成,当然如果报社没有赚钱,也就没有抽成。可是黄锵在这七年的上学中,所学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,学问已经不能跟七年前相比,那是两个不同的学问,知识面的扩大,人的心气神也就不一样了,在各种事物的认知上提升到了另一个维度,这就是当前平安镇科技学堂的学生跟别的地方读书人区别,这种区别很大,大到产生了用词的方式,连书写规格也不同,特别是大量应用了各种标点符号来作为文章的断句等,颠覆了以往传统的文本方式,古人没有标点符号,只因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,叫作“句读”。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,红笔断句,学生水平提高以后,不需句读,就能够通读文章。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“语绝为句,语顿为读。”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“句”,用圈来标记;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“读”,用点来标记。古人常用“可圈可点”一词,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。
另一位是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赵墨,被章顺选中是因为跟章顺同龄,都是二十八岁,也以成家,写的一手好文章,在八股文上不输当今那些会试中的举子,加上又精通算学、天文、地理,在上学时还是科技学堂内部报刊的学生主编。所以这一次赵墨担任编辑校对组稿部主任,黄锵担任采编审阅部主任,而朱志浩就是采访采编部主任,章顺自然就是主编加后勤了。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有三位技术工内的魏老主持。
袁洁是《大明时报》的后台,少詹事刘壁及庶吉士邹智,礼部主事曹保就是股东,这样也就规避亲自出马的麻烦,为官是不能经商的,因为这一次跟以前的《大明时报》在经营上有所不同,最大的区别是要盈利,盈利也就代表了是买卖,就是经商。
以前的《大明时报》不死不活,虽然出版了二十多期,却是七年来的积累,朝中官员都把这样的出版物当成是袁洁个人喜好,写几篇文章,自费出几本书看看,更多人认为袁洁的做法有点疯狂,因为在古代个人出书无非是立言。儒家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,立言最重要。第一,前两个不容易做到;第二,就算前两个做到,最终也要体现在立言上,才能代代相传,影响深远,虽死犹生。
其次是总结个人成果。无论成功与否,把个人文章汇总起来,算是对自己读书生涯的一个总结。再有做指导书。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,挑选合适的书籍,用以指导初学者学习。如《文心雕龙》《古文观止》等。指导如何参加科考的书,也属于这类。可是在古人看来《大明时报》不光这些,用个人的钱财,刊登其它人的文章,这就显的不伦不类,让人摸不着头脑,这是为它人做嫁衣吗?
章顺要求每隔七天出一期时报,一个月出四期,采用活字排版方式,就突显出了极大的优势,把以前的刻板工匠改为专做活字即可,又把手工印刷印板工匠改为机器操作,余下的整理装订都是现成的。因为《大明时报》虽然属于报纸一类,其实就是一本八页的宽二十,高三十的厘米的杂志,只不过页数少了点,页面大了一点,报纸的大小取决于造纸时的规格,宽二十,高三十的厘米的纸正好是造纸时,纸浆剥离的宽度及烘干后机器切割的长度。
弘治八年三月新的《大明时报》正式发行了,从这一刻起,大明将进入到一个学术全新交流时期,《大明时报》不光在学术上,还有在民生、军事、边事、民困、时政、文学等方面全面报道,有趣的是,在首页上,四个《大明时报》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声明:“本时报所登载内容及文章,只代表作者个人思想及立场,和《大明时报》无关,欢迎作者以佚名发表文章。”
此时的明朝人都不知道报纸为何物,还当是像朝廷邸报一样的东西属于民间邸报、小抄之类的小报。
这种小报在前朝北宋时期就兴起,属民间发行,熟悉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,宋朝在军事上实力孱弱,但经济上却在历代王朝中首屈一指。老百姓手里有钱后,各种休闲娱乐文化频繁出现。如宋朝的夜市、瓦舍等场所的出现,就是为了满足宋朝百姓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。而小报的诞生也是如此。社会底层人民迫切需要了解最新的知识,而商人也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利益,二者不谋而合,“小报”便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。
不过当时的这种小报,只是刺探朝廷的各种“内部”文件,特别是在科举方面的动向,没有在学术上,民生上深入报道。
当时的宋朝在文化上受教育群体增多,“士”阶层空前壮大。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,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。而宋朝百姓在解决了衣食问题后,自然便开始渴望接受教育。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和发展,宋朝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打算通过读书而入仕,而这部分知识分子,正是“小报”的主要受众。如《宋会要辑稿》就曾记载:
“徽宗宣和元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:窃见迩来凡朝廷进用人材、除授差遣之类,曾未拟议而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,撰造无根之言,欲望明诏有司,严为禁止。”
由此可见,士大夫对于小报上的内容,很是青睐。
在小报诞生之前,宋朝只有“邸报”,而要能将“邸报”上的内容悄悄记载于小报之上,除了官府内部人员,恐怕没人能办到。所以小报最初的编辑人员,通常都是各州郡的进奏官或中央与省级行政机构的官吏。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,那就是为了钱。对于这种胡乱泄密的官员,宋朝皇帝也头疼不已,如宋仁宗于天圣九年就曾发布过一道御旨:
“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,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,妄传除改,至感中外。自今听人告捉勘罪决停,告者量与酬赏。”
在小报诞生之初,内容确实是由官府内部的下层小吏撰写,但由于朝廷内部的查抄,再加上风险颇大,所以很多内部人士便隐居幕后,或退出这一行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出现了专门的传发者。这种人以打探小道消息,撰写文章为生,“坐获不赀之利”。小报呈现“产业化”和“专业化”。
小报选择刊登邸报上不刊登,但民众却十分感兴趣的内容。邸报刊登最多的,通常是皇帝的饮食起居、重要讲话、官吏的选拔任免、大臣的奏章等,而涉及到灾情、军情、朝廷机密,以及大臣未公开的奏章等,统统不予刊登。但这些东西普通民众和底层官吏却十分感兴趣,这就给了小报机会。
在宋朝时,这些小报就知道杜撰一些虚假的民间故事,供民众娱乐消遣,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,让民众深信不疑。
这种小报因为无人监管,到最后成了虚假新闻的发源地,由于小报审查机制的缺失,导致假新闻频发,对宋朝的有效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。最后遭到朝廷的封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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