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五十七章 《大明时报》(六)
第二十五期《大明时报》头版头条又抛出了一个炸裂的标题《家国之天下》作者正是雄鸡报晓。
“我们总是自诩为天朝上国,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明之国,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天下。先秦时期开始,我们的国家观念是一种天下主义,是在“家—国—天下”的基本框架中的一个相对概念。”
天下概念始于周朝,从先秦的诸子百家起,政治论说和历史叙述之中都以天下为探讨对象。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秩序,一种世界意识,也是一种方法论调,可以用来理解历史、建构制度、定义政治。在价值意义层面,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。在空间意义层面,天下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含义。
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概念,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,既包含了世俗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也包含了世界秩序中人道与天道的关系。从历史的维度而言,天下是一个概念集合体。天下主义包含了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,例如,以世界、中国、九州、四海表达天下的疆域面向,以天命、天道、天下为公表达天下的道德诉求,以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表达天下的世俗秩序,以五服、九服、华夏、夷狄表达天下的格局与边界。这些概念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阐释了天下的内涵,在不同的话语场域均可以成为天下的化身。
“可笑的是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就是说,看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,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,看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,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。在我们能触及到的范围内,也就是说,全天下都是天子的,所谓的国,不过是天子封给你的一小片地方。”由此以文化主义为依托形成的中心—边缘观念成为我们处理族际关系和世界关系的依据。中心—边缘观念以“中国”为中心向外辐射,离中心越远的人文明程度越低,外扩到了南蛮、北狄、东夷、西戎,野蛮人与文明人在民族层面形成了区分性的“华夷”之别。以“中国”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再外扩,外扩到内亚圈、外圈,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文化层面形成了“尊卑”之别。
地域边界在天下的概念逻辑中并不重要,最为重要的是国人把可知的地域世界当成是整个世界去看待,即天下。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,天子居于天下之中而建王畿,天子所居之都城就是“中国”,王畿之内是“内服”,之外是诸侯国组成的“外服”。“夫先王之制,邦内甸服,邦外侯服,侯卫宾服,夷蛮要服,戎狄荒服。
“可是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口中的天下,却只是一小块之地,大明不是整个世界,以为大明就是天下,周边生活的只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,这种狭隘的理解是错误的。在这个世界中,有许许多多的国家,我们的国家是中国,大明是中国的中央政府,而我们都是大明的组成部分,有国才有家,一个国家的兴盛、衰败、荣耀、耻辱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息息相关的。
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,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天下的一小块之地,难道还不知天下之大否。
综上所述,国家是一个由人民组成的政治社会组织,具有主权、领土、政府和人民四个基本要素......。”
这一篇文章可谓是惊起千层浪,因为中国人有国家概念意识是鸦片战争以后才觉醒,当时的大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,天子之国,竟然被一个蛮夷小国打败了。于是思想渐渐的开始转变,再加上当时很多留学生的新的思想,渐渐的,人们就开始转变固有观念,从而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,也渐渐接受了中国是这个地球上,和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平等的一个国家的概念。
可如今是在明朝,大批大批的文人都是圣人的学生,儒学的代言人,因为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,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民。在治国理念中,又不得不提出忠君思想,这很是拧巴啊,最根本的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,也就是统治者要有德。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,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去做。“忠君爱国”成了儒术的口头禅和标签,其本质就是拍皇帝的马屁。所以就有了诸如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的儒术格言。
子曰“君君臣臣,君不君则臣不臣”,其意思是国君要像国君,大臣要像大臣,如果国君不像国君,那就别怪大臣不像大臣了。战国大儒孟子早就说过:“君视臣如草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。这些,都是反对愚忠的。可是在这样的说教下,在儒家思想招呼下产生了大量愚忠的人物,像前朝的岳飞、当代的于谦,将来的袁崇焕等人,他们是壮烈的,但是同时也是可悲的。统治者们一方面在消灭他们,另一方面又在歌颂他们,以便所有的人都这样愚忠。
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学,所以,当外族入侵的时候,人们就纷纷逃命,管他什么皇帝和国家的。皇帝死了换一个,国家就是一个称呼,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,没了国家难道天会塌、地会陷?这国家又不是自己的。譬如,八国联军进中国,总共八千鬼子兵,就能横扫北京城,十多万清兵和几十万的义和团呢?跑了。
当然这些历史,当前的明朝人是不知道的,所以儒家学派以继承周的王道政治为己任,因此,一直将“德”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。“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:贵有德,贵贵,贵老,敬长,慈幼。此五者,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。贵有德,何为也?为其近于道也。贵贵,为其近于君也。贵老,为其近于亲也。敬长,为其近于兄也。慈幼,为其近于子也。是故,至孝近乎王,至弟近乎霸。至孝近乎王,虽天子,必有父,至弟近乎霸,虽诸侯,必有兄。先王之教,因而弗改,所以领天下国家也。
就是说那位雄鸡报晓的人,写话本倒是很吸引人,可是这篇把国家的概念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儒家的王道是行不通的。格局小了,不置可评,只要有了儒家的德,才能谈国家的存在。这样的观念在儒生那里几乎是一以贯之的。宋儒朱熹就说“天下之事,千变万化,其端无穷,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,此自然之理也。故人主之心正,则天下之事,无一不出于正。人主之心不正,则天下之事,无一德由于正。
其实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中,这样的理念是十分正常的,有的时候,整个国家甚至被理解为一个身体。《礼记》有这样的表述:“民以君为心,君以民为体。心庄则体舒,心肃则容敬。心好之,身必安之;君好之,民必欲之。心以体全,亦以体伤,君以民存,亦以民亡。”这样现实的权力关系被理解为身体的不同器官之间的关系,或者理解为家族内部的关系,这样的关系体现了亲近和紧密感,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在其必然会将君主确定为家长或最重要的器官。
这都天下一家了,哪里还有国家之分?全天下都是吾大明的。果然儒家的王道有点狠,那是真的狠。整个地球都是吾一家的,还有别的国家吗。
可是随着这一期《大明时报》的发行,只看到市坊间出现了大量的报摊,还有无数的孩童在沿街叫卖,第二十五期《大明时报》正式开卖,共总印刷六千本,每份定价为洪武通宝折五钱一枚。也就是小平钱五枚。
这样的定价对于需要阅览的书生、读书人、官府衙门外,一般的老百姓还真会肉痛,当今的物价三枚制钱能买到三斤半秫米,或一斤二两大米,又或是五个炊饼。可是章顺早就核算过,一份《大明时报》的成本价在七枚制钱左右,也就是说每发行一期,每期六千份的话,就亏损二千六百文,不过这是暂时的,如果每期能扩大到一万三千份的话,将会盈利。所以也不急,这也是父亲大人关照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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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总是自诩为天朝上国,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明之国,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天下。先秦时期开始,我们的国家观念是一种天下主义,是在“家—国—天下”的基本框架中的一个相对概念。”
天下概念始于周朝,从先秦的诸子百家起,政治论说和历史叙述之中都以天下为探讨对象。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秩序,一种世界意识,也是一种方法论调,可以用来理解历史、建构制度、定义政治。在价值意义层面,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。在空间意义层面,天下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含义。
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概念,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,既包含了世俗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也包含了世界秩序中人道与天道的关系。从历史的维度而言,天下是一个概念集合体。天下主义包含了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,例如,以世界、中国、九州、四海表达天下的疆域面向,以天命、天道、天下为公表达天下的道德诉求,以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表达天下的世俗秩序,以五服、九服、华夏、夷狄表达天下的格局与边界。这些概念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阐释了天下的内涵,在不同的话语场域均可以成为天下的化身。
“可笑的是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就是说,看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,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,看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,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。在我们能触及到的范围内,也就是说,全天下都是天子的,所谓的国,不过是天子封给你的一小片地方。”由此以文化主义为依托形成的中心—边缘观念成为我们处理族际关系和世界关系的依据。中心—边缘观念以“中国”为中心向外辐射,离中心越远的人文明程度越低,外扩到了南蛮、北狄、东夷、西戎,野蛮人与文明人在民族层面形成了区分性的“华夷”之别。以“中国”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再外扩,外扩到内亚圈、外圈,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文化层面形成了“尊卑”之别。
地域边界在天下的概念逻辑中并不重要,最为重要的是国人把可知的地域世界当成是整个世界去看待,即天下。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,天子居于天下之中而建王畿,天子所居之都城就是“中国”,王畿之内是“内服”,之外是诸侯国组成的“外服”。“夫先王之制,邦内甸服,邦外侯服,侯卫宾服,夷蛮要服,戎狄荒服。
“可是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口中的天下,却只是一小块之地,大明不是整个世界,以为大明就是天下,周边生活的只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,这种狭隘的理解是错误的。在这个世界中,有许许多多的国家,我们的国家是中国,大明是中国的中央政府,而我们都是大明的组成部分,有国才有家,一个国家的兴盛、衰败、荣耀、耻辱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息息相关的。
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,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天下的一小块之地,难道还不知天下之大否。
综上所述,国家是一个由人民组成的政治社会组织,具有主权、领土、政府和人民四个基本要素......。”
这一篇文章可谓是惊起千层浪,因为中国人有国家概念意识是鸦片战争以后才觉醒,当时的大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,天子之国,竟然被一个蛮夷小国打败了。于是思想渐渐的开始转变,再加上当时很多留学生的新的思想,渐渐的,人们就开始转变固有观念,从而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,也渐渐接受了中国是这个地球上,和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平等的一个国家的概念。
可如今是在明朝,大批大批的文人都是圣人的学生,儒学的代言人,因为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,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民。在治国理念中,又不得不提出忠君思想,这很是拧巴啊,最根本的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,也就是统治者要有德。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,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去做。“忠君爱国”成了儒术的口头禅和标签,其本质就是拍皇帝的马屁。所以就有了诸如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的儒术格言。
子曰“君君臣臣,君不君则臣不臣”,其意思是国君要像国君,大臣要像大臣,如果国君不像国君,那就别怪大臣不像大臣了。战国大儒孟子早就说过:“君视臣如草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。这些,都是反对愚忠的。可是在这样的说教下,在儒家思想招呼下产生了大量愚忠的人物,像前朝的岳飞、当代的于谦,将来的袁崇焕等人,他们是壮烈的,但是同时也是可悲的。统治者们一方面在消灭他们,另一方面又在歌颂他们,以便所有的人都这样愚忠。
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学,所以,当外族入侵的时候,人们就纷纷逃命,管他什么皇帝和国家的。皇帝死了换一个,国家就是一个称呼,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,没了国家难道天会塌、地会陷?这国家又不是自己的。譬如,八国联军进中国,总共八千鬼子兵,就能横扫北京城,十多万清兵和几十万的义和团呢?跑了。
当然这些历史,当前的明朝人是不知道的,所以儒家学派以继承周的王道政治为己任,因此,一直将“德”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。“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:贵有德,贵贵,贵老,敬长,慈幼。此五者,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。贵有德,何为也?为其近于道也。贵贵,为其近于君也。贵老,为其近于亲也。敬长,为其近于兄也。慈幼,为其近于子也。是故,至孝近乎王,至弟近乎霸。至孝近乎王,虽天子,必有父,至弟近乎霸,虽诸侯,必有兄。先王之教,因而弗改,所以领天下国家也。
就是说那位雄鸡报晓的人,写话本倒是很吸引人,可是这篇把国家的概念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儒家的王道是行不通的。格局小了,不置可评,只要有了儒家的德,才能谈国家的存在。这样的观念在儒生那里几乎是一以贯之的。宋儒朱熹就说“天下之事,千变万化,其端无穷,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,此自然之理也。故人主之心正,则天下之事,无一不出于正。人主之心不正,则天下之事,无一德由于正。
其实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中,这样的理念是十分正常的,有的时候,整个国家甚至被理解为一个身体。《礼记》有这样的表述:“民以君为心,君以民为体。心庄则体舒,心肃则容敬。心好之,身必安之;君好之,民必欲之。心以体全,亦以体伤,君以民存,亦以民亡。”这样现实的权力关系被理解为身体的不同器官之间的关系,或者理解为家族内部的关系,这样的关系体现了亲近和紧密感,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在其必然会将君主确定为家长或最重要的器官。
这都天下一家了,哪里还有国家之分?全天下都是吾大明的。果然儒家的王道有点狠,那是真的狠。整个地球都是吾一家的,还有别的国家吗。
可是随着这一期《大明时报》的发行,只看到市坊间出现了大量的报摊,还有无数的孩童在沿街叫卖,第二十五期《大明时报》正式开卖,共总印刷六千本,每份定价为洪武通宝折五钱一枚。也就是小平钱五枚。
这样的定价对于需要阅览的书生、读书人、官府衙门外,一般的老百姓还真会肉痛,当今的物价三枚制钱能买到三斤半秫米,或一斤二两大米,又或是五个炊饼。可是章顺早就核算过,一份《大明时报》的成本价在七枚制钱左右,也就是说每发行一期,每期六千份的话,就亏损二千六百文,不过这是暂时的,如果每期能扩大到一万三千份的话,将会盈利。所以也不急,这也是父亲大人关照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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